经济脉搏/人口政策须重量亦重质\西京研究院院长 赵 建

近期多个省份宣布不再将生育登记与婚姻状况挂鈎，可以看做是某种形式上的“生育自由”。为解决当前中国人口负增长，结婚意愿新低，离婚率新高等严峻问题，该政策的推动有其内在的政策驱动动因。不过，选择不生也是一种自由，况且人口不仅需要“生”，还需要“育”。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系统改善，“生育自由化”在促进人口增长和保证人口质量方面效果非常有限。

在管控生育方面，中国有其独特的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与房产限购政策，一家只能生一个与一家只能买一套房，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种需求侧的管制，以匹配有限的资源。而这几年，独生子女政策放宽直到取消，与现在大部分城市放松、取消限购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变革束缚需求的政策障碍，以释放生娃和买房的需求。

不过，眼看着人口进入历史罕见的负增长，房地产两年了还是未见反弹。我们知道，人口增长模型是指数级的，意味着减少也是指数级的，如果不能及时挽回跌势，后面的人口稳定成本会越来越高。房地产也是一个道理，因为房地产的背后是债务，债务膨胀与房价上涨之间形成正反馈螺旋，这也意味着如果房价不能及时稳住，下跌也是指数级加速的，日本就是现成的例子。

(相关资料图)

生娃和买房很明显不是两个独立事件，而是紧密相关。人口增加是导致住房需求的主要变量。如果人们都没有生娃意愿了，房地产需求自然也会下降。所以这些年，这两大政策的放松手段平行出台，几乎同一个节奏，也就不难解释了。但人口是长期变量，房地产是中短期变量。这说明，中国的长期问题已经在短期内集中显现，人口周期低谷叠加房地产周期低谷。

现在通过“强心剂”政策来刺激生育和房地产市场的活力。各地方政府已经使出浑身解数，试图重新激活房地产市场。同样，为了刺激生育，各地政府也想出了各种招数，政策上已经完全放开生育，很多省市明文规定对二胎三胎进行补贴，近日四川省出台的“生育不受婚姻登记限制”的政策。这些都算是生育市场的“供给侧改革”。

生娃是有成本和门槛的，结婚就是其中一个门槛。结婚又是有成本的，彩礼、房子、车子、稳定的工作等，这个门槛并不低。因此，要想生娃，一般来说必须过结婚这个门槛，这相当于增加了财务和制度成本。取消婚姻登记，相当于取消了一重门槛，降低了生育成本，在理论上可以提高年轻人生育的积极性。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生育自由化”意味着：一是生育数量的自由，过去是独生子女政策，后来是放开二胎，现在是全部放开；二是生育不再受婚姻限制，在一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就有，当然这在很多地方遭到宗教谴责。那么，“生育自由化”从经济学上来说是福利改进，还是福利损失？这个问题很难简单的回答。

婚姻制度是一项古老的制度，结婚生子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这种人类上千年进化出的制度并非没有道理。一方面，婚姻通过管制“性资源”的分配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向小部分人过度集中引发社会问题──在一个到处都是单身汉、流浪汉的社会肯定不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婚姻形成的家庭体系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管理，婚姻和家庭基础上的生育，可以有较好的育儿条件和环境，能有效的保证孩子的教育和身心成长。如果“生育自由”只管生不管养，那么儿童教育问题，青少年问题就会成为社会的重大顽疾。

这就是笔者的观点，“生育自由化”固然可能在短期内通过降低生育门槛来提高人口出生率，但如果在婚姻家庭保障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在生育方面的保障跟不上，令人担忧的就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问题，这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的人口素质。因此，建议借鉴已经实现“生育自由”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并吸取他们的教训，为生育自由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以推动中国的人口高质量发展。

另一种深层次的担心是，在男女数量不平衡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生育自由会让本就结构性稀缺的“生育资源”过度向富人集中，造成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做从富人换取物质保障的单亲妈妈，也不愿意与贫穷的年轻小伙结婚。自由化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两极分化，这个担心看似杞人忧天，其实或许也是不无道理。看看当前高得离谱的离婚率和富豪们的“三妻四妾”现象，通过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强制分配性资源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古老做法，在生育自由化和婚姻虚无化之后也可能会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