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脉搏/淄博烧烤热背后的发展转型\西京研究院院长 赵建

山东省淄博烧烤火遍全国，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经济学意义，也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学意义。经历了3年封控，人们以一种最原始的烹饪方式释放消费冲动。从某种意义上，这才是真正的报复性消费。

在这场盛宴中，淄博市政府“出圈”了，在顺应汹涌舆情的同时，非常巧妙地吸引流量，准确把握机会，将整个淄博市打造成网红打卡地。要知道，在疫后促进消费复苏的政策导向下，各大城市使尽浑身解数都没有达到如此好的效果，淄博市则轻松地做到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淄博烧烤的走红，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政府公共服务的配套，单靠一家一户烧烤摊的小本经营，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声势。

在这件事上，淄博真正展现出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是自上而下的指导和命令企业应该怎么做，而是针对烧烤餐饮店需要解决的难题，提供环保、治安、交通、宣传等公共服务。尤其是烧烤专列的开启，无疑是神来之笔，大大拓展淄博烧烤业的市场广度，是利用“大国重器”为“小民烟火”服务的典范。

疫情3年加速了历史进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几乎终结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债务财政模式。接下来的财政转型成为各方焦点，哪个领域有这么大的资产扩张、财政收入空间来替代房地产行业？有人提出股权财政、数字财政，这些想法显然都很好，但基本还是停留在概念上。

对于未来转型方向，笔者有两个核心观点：

第一，去房地产化和化解债务一定要渐进式的，不能用“休克疗法”，房地产依然是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不能一棒子打死。当前的任务是稳住楼市并加快复苏，重新唤醒居民的财富效应，才能唤醒消费和内循环。

第二，城市管理要逐渐从“摊大饼”式的建设模式，转为“店小二”式的经营模式，从投资型、债务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财富型社会。当然，这个转变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一步，其中涉及到央地关系的重构、地方政府激励考核方式的转变等。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起飞”的经济体最终要软着陆，要从大投资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现在很多学者还在争论消费和投资，哪个更应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于发展初期的中国来说，投资、储蓄和资本积累最重要，但是发展到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70%，政府债务率已经超过100%的阶段，地方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并定义自身的发展模式。

消费型社会需要服务型政府

构建消费型社会并不容易，需要地方政府从投资主导者的“甲方”，转变为努力服务的“乙方”。当前我们正处于疫后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复苏的势头非常明确，但也要看到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一是大型基建投资的可持续性问题，今年第一季度是基建项目集中开工，专项债和信贷集中投放的阶段，对经济形成一个向上的脉冲，接下来基建投资可能会慢慢缓和，那么谁来续航这个动力？

二是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愈来愈大，从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表现看，全球耐用品去库存的压力愈来愈大。三驾马车中，接下来消费要挑大梁，以内循环为主导新发展格局，一定要稳定扩大内需，否则可能会陷入需求持续不足的局面。

淄博烧烤现象说明，当地政府在打造消费型社会、服务型政府方面做出令人惊喜的突破。要知道，淄博是一座重工业城市。在疫情过后刺激消费复苏的第一年，就做出令人鼓舞的举措，反映当地政府在经济转型方面形成共识。

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淄博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大幅飙升，达到近111亿元人民币，排名急升至全省第三（仅次于省会济南和青岛），尤其是3月份按年增长23%。其中，餐饮住宿等大消费行业贡献最大，五一期间酒店订单量为2019年同期的800%。

与卖地收入相比，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含金量极高，相当于一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这种收入结构的转变，当然有传统老路走不通的倒逼，但更多的是政府官员理念的转变，是对消费型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的深刻认知。

笔者希望“烧烤热”对淄博不是昙花一现，也希望全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能够以长期主义、人本主义的理念，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不仅是保持疫后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