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观察/土耳其经济改革的隐忧与思考\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邓宇

土耳其自1960年代起，着手推进现代化进程，1980年代建立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模式，2013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成功跨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从土耳其的经济转型经验来看，由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向内生性增长型经济，需要抓住有利时机，推动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降低外债占比，创造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能。

不过，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国内经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因而在连续遭遇地缘政治等外部冲击后，经济逐渐演变为恶性通胀型经济，外债占比过高，利率偏低，拖累经济增长。虽然土耳其2021、2022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11%、5.6%，但通胀水平仍偏高。世界银行近期上调土耳其于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为3.2%、4.3%。展望未来，土耳其经济转型压力巨大，但仍有较大潜力和机会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

经济转型路径模式：一方面，转向西方确立外向型经济。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兼具东西方文明特性。1960年代，土耳其推进经济改革，1980年代确立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工业制造基础扩大初级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资，转型成效显著。1960至2021年，土耳其GDP从约689.5亿美元增至1.13万亿美元，其中1980至2021年GDP实际同比增速平均值保持在4.6%左右。尽管多次遭遇外部冲击，其经济增长并未中断。但是，土耳其过去积累的经济增长潜力却存在下滑趋势，主要表现为恶性通胀、高债务及贸易赤字过高等，长期困扰土耳其经济转型。依现阶段土耳其的经济增长水平，有望在2025年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能否跻身发达经济体还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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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1960年代土耳其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大力拓展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1961年土耳其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创始会员国，1963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土耳其签署逐步建立关税同盟的协议，1987年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1999年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1990年代，土耳其转向贸易自由化，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1996年土耳其与欧洲联盟建立海关联盟，此后约40%至50%的出口目的地为欧盟国家，但近年出口至传统欧洲国家的贸易占比逐步下降。此外，土耳其积极拓展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经贸关系，转向多元化贸易。2021年土耳其与俄罗斯的贸易额达300亿美元，2004至2021年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额从34亿美元增至342亿美元。鉴于土耳其战略区位特殊，预计未来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事务扮演独特角色。

科研投入不足 影响发展动能

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其一，实现经济转型有赖于增强发展动能。从指标来看，土耳其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GDP总量规模跃居世界前20位，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关口，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但是，对比其他成功跨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土耳其的未来发展动能可能存在不足。从经济结构、内生性增长以及国内需求发展来看，土耳其的制造业优势持续增强，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2%，但经济产业结构的短板也比较突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科技研发投入严重不足。2022年9月，土耳其发布2023至2025年经济规划，坚持低利率政策，优先考虑生产、增长和出口，争取稳定汇率、降低通胀、实现经常账户盈余。目前来看，土耳其的全面经济改革方案并未取得完全成功，仍需加大力度，扭转恶性通胀循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领域，加快发展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其二，维持贸易平衡亟需强化贸易竞争优势。“二战”后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土耳其抓住机会，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经济过程中，获得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大量外资，推动建立现代经济产业。另方面，土耳其积极开放国内市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并在OECD、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援助下，搭建新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框架，支持经济增长。但是，土耳其的开放型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出口仍以农产品、食品、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竞争力不强，进口商品主要为能源化工、机械设备等，进出口商品价差过大，导致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由于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外汇储备积累较少。未来土耳其要推动贸易结构调整，加快扭转贸赤，除扩大投资外，还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强货币政策改革，建立完善适应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的经济治理模式。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是对外依存度过高造成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足。早期土耳其的经济转型主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依赖外资、进出口贸易和服务业。1960至2021年土耳其的贸易额占GDP比重从5.73%增加至71.21%，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主要为贸易和服务业，且贸易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服务业主要依赖旅游业。土耳其在经济转型中开放大量国内产业，因而外资的影响力较大。1980至2020年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从88亿美元增至2290亿美元，占GDP比重上升至22.5%。虽然外资对土耳其的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但外债同时攀升，2020年达约4359亿美元，2021年末土耳其的外储占外债的比重仅为25.1%。外向型经济的土耳其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短期很难摆脱外资对本国产业结构的约束，而且外债占比过高也制约经济改革的财政资源。

通胀持续高企 贸易赤字严重

二是长期恶性通胀致使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限。长期以来，土耳其饱受高通胀之苦，通过各类经济改革也未能减缓高通胀走势，1983至2022年消费物价指数（CPI）按年平均值高达38.7%。土耳其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缺陷集中反映在高外债，虽然贸易额占GDP比重较高，但贸易竞争优势并不突出，造成贸易赤字居高不下。长期的高通胀不仅削减了国民福利，增加生活成本，而且因贸易赤字扩大导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被高通胀覆盖。为应对高通胀，土耳其接连实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致使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购买力下降，但高通胀并未得以缓解。

未来发展前景：土耳其的经济转型经验表明，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特色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调整经济改革进程至关重要。1960至1980年代土耳其进行两次比较大的经济改革试验，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跻身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之列。由于全球化竞争加剧，外向型经济模式在早期利用经济改革红利能够发挥最大化效用，但在后期却逐渐显示出发展劣势。总体看，土耳其仍有增长潜力，2010至2021年间GDP增长平均值约6%左右，但能否完全实现2023至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分别为5%、5.5%和5.5%，难度比较大。

补齐产业短板 把握科技革命

土耳其迫切要解决恶性通胀、高外债及高贸易赤字等问题，扭转严重依赖低利率提供富余流动性的倾向，防止出现金融主导经济趋势，而是聚焦增强制造竞争力。未来要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仍需补齐自身的经济产业结构短板，平衡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在强化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新潮流中抓住机会，加快推动产业升级，构建新型产业体系，扩大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贸易份额，促进外向型经济转型为内外兼顾的结构性改革，有效解决“高通胀、高利率、高赤字、高外债”的“四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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